一束追光照在身上，众人失态无人喝彩。2020赛季中超联赛唯一“顶流”——裁判团队。但关于他们的讨论和关注，却只与争议有关。

如果要给2020赛季中超第一阶段的裁判员执法打分，你的答案会是怎样呢？

若给出80分，中国足协裁判部的领导们将会非常欣慰。按照裁判员执法表现的评估标准，这个分数达到了“良好”的评级；75分的话，中超的法官团队也会觉得很感激。虽然不完全令人满意，但他们的付出至少得到了肯定；但如果只有70分或者更低，这就意味着裁判员的表现“低于预期”——而遗憾的是，这应该就是外界对中超第一阶段执法总体表现的评分区间。若非如此，也不会出现外籍裁判将会入主第二阶段中超赛事的传闻。

2020年，在一个特殊的时间背景下，中超联赛终于全面启用本土裁判，中国的足球法官迎来了难得的机遇，但很显然，他们面临的也是近年少有的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土哨”们还是未能达到大家的期望值，让球迷有种“终究是错付了”的感觉。

赛会制，双刃剑

疫情之下，国内的足球赛事全面采用封闭的赛会制进行。对于裁判员而言，这种安排是一把双刃剑。正面角度看，每个赛区30多名全国优秀足球裁判员汇聚一堂，在裁判讲师的监督和指导下完成执法任务。他们每天可以坐在一起交流总结，这是难得的学习与提高业务水平的环境——往年除了赛季前期和中期的集中培训，裁判员们很难有这样的沟通机会；但从另一个角度看，长期的封闭，一周双赛甚至三赛的节奏，同样让裁判员们疲于奔命，切身地感受到巨大的压力。

相比于往年的主客场联赛，提供更多沟通机会的赛会制本来有利于执法尺度的统一，但与此同时，只要是没有拿捏好尺度和标准，好事变成坏事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比如在揭幕轮就出现了看上去不尽合理的处理方式，这就意味着，同一赛区后面比赛的类似情况，就会催生进退两难的境地。

本赛季中超首轮，北京中赫国安与重庆当代一战，国安后卫杨帆就因为用头部接触对方队员刘乐面部而直接被红牌驱逐。这是一个明显量刑过重的判罚——如果放在英超联赛，这个动作可能连纪律处罚都不会有。那么问题随之出现，既然这个动作给了红牌，那么本赛区的其他类似身体接触都要给红牌吗？从第一阶段中后期的诸多事件不难看出，这种情况正是赛会制给裁判员带来的难题。

北京中赫国安与重庆当代一战，国安后卫杨帆用头部接触对方队员刘乐。

逆境中成长

近些年，国际足联竞赛规则发生了很多调整，包括涉及手球犯规的考量标准、判罚越位时“有意触球”的概念更新，以及球点球时双方违规的处理办法等。此外，VAR的操作规范同样在不断更新，这些变化都需要裁判员通过理论学习结合实践操作去理解与消化。

由于疫情关系，今年中超赛前的裁判员培训改为在线上进行，其效果肯定无法与线下教学相比，这就直接造成了部分裁判员对新规理解的偏差。

再者，裁判队伍需有不断的新鲜血液补充，新手裁判必须在错误中不断成长。考虑到长期封闭请假困难的实际情况（中超绝大部分裁判都非职业性质），裁判人手短缺，部分裁判不得不“一天两赛”，精力分配上也受到影响。这些，都对法官团队的整体执法水准造成了影响。

但需要肯定的是，本赛季中超的执法情况较之以往有了很多积极的改观，在VAR介入时机和介入程度的把控上很有与国际接轨之势，这种变化至少在联赛前几轮体现得尤其明显，上赛季经常发生的一次介入动辄让比赛陷入三到五分钟停顿的情况已非常鲜见。新培养的年轻国际裁判李海新和王竞的发挥比较稳定，金京元、黄翼、梁财伟、唐顺齐、邢琦和刘威等“新人”也得到了出场机会。在外籍裁判缺席的情况下，更多本土裁判得到了执法中超的机会，这对土哨队伍素质的提升而言绝对是件好事。

失意国际哨

有人说，足球裁判是个“遗憾”的行当。上面这些积极变化也许只会出现在中国足协裁判部向上级领导的年度工作总结中，而裁判这个角色一旦引发关注，势必是出现了争议判罚。而所谓“争议”二字，也正是媒体热衷炒作的话题。回溯本赛季中超第一阶段，一些俱乐部经营管理人员甚至俱乐部的官方社交平台都加入其中，推波助澜。

要说第一阶段与“争议”联系最为紧密的球队，非北京中赫国安莫属。在首轮比赛上半时就被“意外地”罚下一名球员后，当时的国安并没有对红牌做过多计较。那么，沈寅豪给出的红牌裁定到底合不合理？

按照杨帆的行为论处，这是一个明显的“暴力行为”。按照中国足协颁布的纪律准则，暴力行为是要被追加处罚的(至少停赛3场)。但首轮过后国安并未收到罚单，杨帆在第4轮对阵河北华夏幸福的比赛中就坐上了替补席。为什么足协没有追罚？其中原因，不言自明。

这并非第一阶段国安遭受的唯一“冤案”。在与华夏幸福的进球大战中，郭全博在补时阶段一次出击将球破坏，同时与对方外援前锋马尔康发生身体接触。那一瞬间，包括华夏幸福的球员在内，没有任何人对国安门将这个动作产生质疑。但是，视频助理裁判突然向主裁判发出了介入提示，主裁判金京元在场边回看视频后最终做出了判罚点球的决定。

在中超第一阶段末段，北京中赫国安遭遇了两次极具争议的点球判罚，一片喧嚣之下，俱乐部甚至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抗议。

接下来国安对阵上海上港，视频助理裁判再次上演介入点球判罚的案例。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当值主裁判张雷竟然在观看比埃拉与穆伊的拼抢视频后做出了不存在犯规的决定。如果说前一个判罚还有量裁权范畴内的讨论余地，比埃拉的倒地被无视，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

关于国安的上述两个事例，涉及到了两位现役的国际级裁判，而与他们同在亚足联精英序列的傅明和马宁，也未能在第一阶段赛事中逃脱舆论的质疑。

在大连人和上海申花第一回合赛事(主裁判为傅明)的最后时刻，大连人前锋龙东在对方球员贴身之下颓然倒地，这个看上去有些拙劣和笨重的摔倒，却幸运地换得了一粒点球。

至于天津泰达和重庆当代的比赛(主裁判为马宁)，比分落后的泰达获得点球机会。执行罚球时，在主罚队员巴斯蒂安触球前，守方门将邓小飞的双脚非常明显地同时离开了球门线。这个球最终被门将扑出，按规则点球应该重罚。但奇怪的是，主裁判、第二助理裁判和视频助理裁判均未对这个明显的违例做出判罚，导致天津泰达失去了重罚的机会。

越是名哨，执法的压力就越大。一方面的原因是他们主哨的比赛都是关键球，胜负往往关系重大；二是他们原本就是球迷和媒体挑刺的重点对象。这大概和著名的“英超四瞎”其实就是英超执法水平最高的裁判是一样的道理。

不得不说，中国的精英裁判在中超第一阶段赛事中出现的一些失误的确让人很难理解，这直接拉低了球队、球迷和媒体给裁判整体执法表现的评分。从这个角度看，本土法官们没有很好地把握天赐良机，这也将进一步加大他们的执法压力。

第二阶段伊始，京鲁大战再现争议判罚。赛后，山东鲁能泰山队的球员蒿俊闵甚至通过媒体公开对裁判表示不满。

洋哨，权宜之计

本土裁判表现不佳，让球迷对马日奇们多了几分想念。面对接连不断的球队投诉、球迷愤怒与媒体质疑，主管部门的领导坐不住了。目前来看，中超第二阶段比赛中肯定将会出现洋面孔。虽然不能像去年那样边裁甚至VAR都让洋裁判坐镇，但关键赛事的主哨人交给外籍裁判，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

解决什么问题？并非是提升裁判执法水平的问题，对于一项国内赛事来说，“维稳”是第一要务。

做好裁判，哪方面素质最重要？不是执法水平，而是场上的“威信”。一名裁判即使水平再高，如果队员在比赛还未开始时就对你不信任，他也很难驾驭整场比赛。再来看看中超曾经请过的洋法官，他们执法的很多场次同样大有瑕疵。但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外籍裁判就是拥有比本土裁判更好的执法环境而且，这道理可不只在中国适用。

在出现争议事件时，本土裁判往往因为没有足够的威信而遭到中超球员的正面对峙。这样的恶性循环，快速吞噬着本土裁判的生存空间。而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也不得不让相关部门将外籍裁判请到国内。

上赛季在中超执法的英格兰人克拉滕伯格曾在沙特阿拉伯联赛做裁判主管，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帮沙特人联系外籍裁判。该国足球联赛派系复杂，俱乐部大多拥有王室背景，只有外籍裁判才能摆得平关系。

多年以来，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问题——中国足球的裁判到底是什么水平？一个简单的例子，近年男足各级国家队都很少有机会可以跻身洲际大赛，但中国裁判却多次出现在亚洲大赛的决赛赛场。作为中国足球裁判的代表，马宁和傅明还都在国际足联2022世界杯裁判的考察名单之列。只是，这些现状还不足以给本土裁判带来足够的执法自信。

执法英超多年的克拉滕伯格

作为裁判管理部门，优先发展本国裁判当然是他们的重点工作。但在实际问题面前，通过实战提高业务就要让位于让比赛顺利完成。正是基于这个考虑，中国足协裁判部才重新启动了聘请外籍裁判的程序。

但与此同时，外籍裁判与国内执法尺度的差异，以及与本土助理裁判之间的沟通交流，都可能会催生新的问题。

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土哨当自强的口号必须要叫响。谁都不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们需要靠“归化裁判”来解决执法问题，那才是中国足球的又一个悲哀…… 

本文作者：车凯